黄燕芬 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经主持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重点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获得过薛暮桥价格研究奖和部委优秀研究成果奖。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正值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全会明确“十五五”时期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此，《理论研究》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燕芬，围绕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关键议题，分析“十五五”中国经济质效提升的核心路径。
中国经济转型是市场化改革突破体制性障碍的进程
《金融时报》记者：为什么说市场化改革与体制性约束的博弈是经济转型的核心矛盾？
黄燕芬：中国经济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市场化改革不断突破体制性障碍”的长期进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核心命题，始终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中，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市场扩张虽释放了生产力，但也因缺乏有效规制而陷入“市场失灵—贫富分化—生态危机”的恶性循环。中国的探索则试图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通过政府引导弥补市场缺陷，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
然而，转型期的深层矛盾在于，部分领域的体制性约束仍未完全破除。例如，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滞后，土地、数据等要素的流动仍受行政干预限制，导致资源难以向高效率领域集中；部分行业存在的行政垄断尚未彻底打破，既阻碍了公平竞争，也抑制了创新活力——这正是部分传统产业转型缓慢、新兴产业发展受阻的根源。以数字经济为例，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既需要破除“无边界监管”的过度干预，也需要遏制“监管真空”下的垄断行为，而当前的矛盾恰恰在于“行政干预的随意性”与“制度性规则的缺失”并存，导致市场主体难以形成稳定预期。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规则治市，法治治市”。若政府干预超出“维护公平竞争、提供公共服务”的合理边界，或市场运行缺乏法治保障（如产权保护不力、契约精神薄弱），就会导致“坏的市场经济”——要么是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引发的寻租腐败，要么是市场失序导致的两极分化。当前转型中的“阵痛”，本质上是旧体制残余与新市场规则碰撞的产物，解决之道唯有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以制度确定性替代政策随意性。
可持续增长动力源于制度红利释放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金融时报》记者：为什么说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实现从“政策红利”到“制度红利”的跨越？
黄燕芬：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一定程度上依赖“政策红利”——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产业补贴等短期刺激实现规模扩张。但当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种模式的边际效益已显著递减，且容易引发产能过剩、债务累积等副作用。众所周知，真正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源于“制度红利”，即通过完善产权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制度等基础性规则，释放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
以新质生产力培育为例，技术创新的本质是“试错—迭代—突破”的过程，需要“产权清晰”的激励（让创新者获得应有回报）和“公平竞争”的环境（让低效者被自然淘汰）。当前，部分领域的创新仍受限于“重政策扶持、轻制度保障”的思路：一方面，对新兴产业的补贴往往流向特定企业，反而扭曲了市场信号；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导致创新者缺乏长期投入信心。这种“政策依赖”而非“制度依赖”的模式，正是部分行业“大而不强”的症结所在。
再看产业结构转型中的所谓“分化”：传统产业升级缓慢，并非单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性成本过高——资源环境成本未完全内部化（如部分企业仍可通过偷排降低环保成本）、要素价格扭曲（如低价土地供应导致产能过剩），使得市场机制难以倒逼其转型；新兴产业则面临市场准入壁垒（如部分服务业的行政垄断），难以公平参与竞争。这些问题的解决，唯有通过制度变革，进一步完善环保税、碳交易等市场化机制，让“绿色发展”成为企业自主选择；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打破“玻璃门”“旋转门”，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同一起跑线竞争。
高质量发展是效率提升与公平改善的协同推进
《金融时报》记者：为什么说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黄燕芬：高质量发展绝非“速度放缓”的代名词，而是“效率提升”与“公平改善”的协同推进。从经济学视角看，效率提升依赖“市场有效”（让资源向高效率领域集中），公平改善依赖“政府有为”（通过再分配调节差距），二者的结合点在于“法治的市场经济”——用规则界定市场与政府的边界。
在效率层面，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需要进一步破除“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让价格信号真正引导生产要素流动。例如，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能让资金从低效国企流向高效民企；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能让城乡土地资源根据效率原则重新配置。但当前，这些领域的改革仍存在“半市场化”特征，导致要素错配问题持续存在。
在公平层面，核心是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共同富裕”。众所周知，公平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机会公平”与“结果调节”的结合。一方面，通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起点不公平”；另一方面，通过税收、社保等再分配手段，调节“结果差距”。当前，部分群体在转型中面临的“阵痛”，如传统行业从业者的再就业困难，本质上是“转型成本分担机制”的缺失——既需要市场机制推动资源重组，也需要政府通过职业培训、社会保障等手段托底，让改革成果更普惠。
例如，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必然伴随传统化石能源行业的收缩，这是效率提升的必然，但通过完善失业保险、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可让被替代的劳动者顺利转型，避免“转型阵痛”集中于少数群体。这种“市场出清”与“社会托底”的结合，正是“效率与公平统一”的生动体现。
中国开放与自主协同的核心是开放中提升制度竞争力
《金融时报》记者：为什么说中国开放与自主的协同具有全球价值？
黄燕芬：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转型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因此，封闭绝不是出路，真正的自主可控源于“在开放中提升竞争力”，而竞争力的核心是制度优势。通过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的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规则，不仅能扩大市场准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更能倒逼国内制度改革，这正是“制度型开放”的深层意义。
以产业链安全为例，“自主可控”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在全球分工中占据“不可替代环节”。这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吸引全球高端要素（人才、技术、资本），而要素的集聚依赖“稳定的制度预期”。知识产权能否得到严格保护？外资企业能否与本土企业公平竞争？政府干预是否有明确边界？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同时，面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将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用外部压力推动内部改革深化。例如，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对接，既能促进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也能倒逼国内数据产权制度的完善；环境标准的国际协同，既能提升全球生态治理参与度，也能推动国内绿色低碳转型。这种“开放—改革—提升”的良性循环，才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根本之道。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的转型是一场“制度革命”，核心是建立“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在维护公平竞争、提供公共服务中更好发挥作用。这一过程虽充满挑战，但唯有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方向，才能破解转型中的深层矛盾，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这也正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以多维度支撑推动经济质效提升与合理增长
《金融时报》记者：“十五五”期间如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黄燕芬：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十五五”期间必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质的有效提升”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十五五”推动“质的有效提升”的核心路径是：一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在芯片、高端软件、精密仪器、基础原材料等领域，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形成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二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已形成优势的领域，继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开辟新赛道，打造新的增长引擎。三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通过培育文娱旅游、国货“潮品”、智能家居、体育赛事等新的消费增长点，激发有潜能的消费。通过推动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品以旧换新，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四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CPTPP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办好“进博会”“服贸会”等，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五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双碳”目标，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发展风电、光伏等新型能源体系。大力发展绿色环保产业：推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量的合理增长”是为“质的提升”提供必要的空间和基础，防止经济失速，保障就业和民生。实现“量的合理增长”的保障措施有：一要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间的协调配合，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未来的增长目标将更注重与潜在增长率相匹配，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为“转方式、调结构”留出空间。二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加大对“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节能减排、民生补短板等领域的投资。进一步打破市场准入壁垒，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三要稳住宏观经济基本盘，保障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必须牢牢端稳中国人的饭碗，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通过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确保财政和金融体系稳定。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质的有效提升”的最终体现。为此，务必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公共服务，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问题。务必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配资炒股入配资平台，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鼓励和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务必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持续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补齐民生短板。总而言之，“十五五”期间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将是一个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坚实支撑，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以绿色低碳为发展方向，并以促进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过程。这将确保中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图片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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